那年，梨花绽放的春季，空气中弥漫着浪漫而美好的气息。清晨，我带着书记员驾车赶往元阳县攀枝花乡保山寨村委会苦笋寨村，现场调处一起赡养纠纷。

一路上，来自城市的年轻书记员小冯欢呼雀跃，不停地讲述她印象中居住在哈尼梯田边上少数民族的淳朴、善良以及民族服饰的美。我也被她感染，心中开始想象纠纷当事人家庭的情况。难道是因为贫困，才打赡养官司吗?

太阳当空之时，我们来到村脚的山谷。因前些天下过大雨，泥路狼藉一片，上山的路车子已无法通行。可能是才到法院工作，鲜有机会下乡的缘故，书记员却兴奋异常。车子才停稳当她就跳下车，卷起裤脚准备步行前进。我时常下乡办案，知道苦笋寨村虽在眼前，但走起路来至少要一个半小时。为了不扫书记员的兴，也为了安全，我们拿起办案材料，步行进村。

在村干部带领下，我们找到了原告张某家。眼前的一切令人心痛——一间残破的土基房，屋内黑漆漆一片，几件破旧的衣服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屋内最显眼的摆设，就是那张大概80公分的小床。床上又脏又乱，被褥破旧不堪, 枕头是一块砖型木头。

听到村干部的喊声，一位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古稀老妪从屋后缓缓走出来。她左手拿着撮箕，右手提着小锄头，说是在拾牛粪，然后糊在墙上，等干了后当作柴火生火做饭。

听完村干部对我们的介绍后，一丝难得的笑容闪过老人饱经风霜的脸庞。老人招呼我们进屋坐下，还说倒点水给我们解解渴，但后来没有倒，大概是她没有像样的水杯或者碗不够吧。我跟她说：“大妈，我虽然是彝族，但不是这个区域的彝族，我不太听得懂您说的彝族话，所以让村干部做翻译。”老人看看村干部，不再言语，低下头好像是在抽泣，但就是不说话。后来村干部告诉我，当地村民文化水平较低，民风淳朴，认为打官司很羞耻，可能老人想“家丑不外扬”，不想让村干部知道她和她儿子之间的纠纷。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让村干部先回去，并对老人说：“大妈，您说，我听得懂。”老人徐徐抬起头，正想开口，但话到嘴边又止住了。我猜可能是因为我们坐在门口，而且我离她不是很近，老人怕她声音小了我听不见，声音大了怕隔壁邻居听见。我就把凳子挪近她，身体微微向前倾，老人的话匣子突然打开了，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了她和她儿子的纠纷。

我从她的言谈中得知，老人育有两女一子，丈夫过世早，两个女儿已嫁到外村，儿子是她唯一的依靠。近年来，老人和儿媳妇不和，让儿子夹在中间不好做人，所以她已搬出来住在这个小屋子一年多了。她希望，儿子和儿媳好好生活，不要因为她影响儿子的生活，自己情愿住在这个屋子里，能干多少吃多少，不够了，凭儿子的良心给点生活费；等自己过世了，儿子能给送终就可以了。

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虽身为法官，但我同样也是个儿子，也有年逾八旬刚去世不久的老母亲。看着眼前的场面，不由得阵阵酸楚泛上心头，眼泪不自觉地就落了下来，书记员也在旁边不停地擦着泪水，一时气氛略显尴尬。

听完老人的倾诉，我们找到了被告一方，从情、理、法上，用真心、动真情地对被告进行劝说。我们谈道，孝道为先，尊老爱幼和赡养父母是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做子女的应尽义务，赡养老人不仅包括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还有精神上的抚慰。

一番语重心长的劝说，触动了被告的心灵，慢慢地打开了他的心结。被告说，不是他不尽赡养义务，而是因为婆媳关系不和，才产生的矛盾，他会慢慢地做通妻子的思想工作，一起赡养母亲，并愿意给老人送终。但鉴于目前老人与儿媳妇矛盾较深，同住一屋会争吵不休。老人就暂时住在这个屋子里，但他会照顾好母亲的生活。

此案就这样调解结案了，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但是当年当天的画面依然历历在目，至今心里仍迟迟不能平静。我在想，人间如此悲情事如何才能完结？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社会更加和谐？

我记得那天，办完案子步行下山的路上，小冯跟我说：“代大哥，我以后要多下乡，零距离接触当事人，争取从根源处解决纠纷。”我不知道我微微前倾的动作带给老人什么样的触动，使她愿意打开心扉，尽情倾诉；也不知道书记员为何告诉我她的想法，但在这起案子成功调解的那一刻，我感觉到胸前的法徽与我当年立志做一名法官的初衷实现了高度的契合。

现在时代进步了，各类信息化手段的应用为法院工作插上了一对飞翔的翅膀。我想，虽然时代在变，但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宗旨永远不会变。司法为民永远在路上，值得我们法院人用一辈子去探索，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