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法官

　　“微信”：想当证据不容易

　　就微信记录作为证据的法律问题，记者专访了海沧法院民二庭庭长陈基周。

　　陈基周解释，2012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明确了电子数据为法定的证据类型。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视听资料包括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

　　微信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传媒工具，它整合了电子邮件、网上聊天、博客、QQ聊天工具、网上购物、网络支付平台等功能，由于其便捷性，我国使用的人数已达5亿多，稳坐新型信息交流平台的首席交椅。微信平台上的信息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显然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范畴，由于使用的普及性，目前在诉讼中作为证据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但微信证据要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不容易，暂且不论微信证据内容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度，微信证据要得到采信，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微信使用人就是当事人双方。因微信不是实名制，若不能证明微信使用人系当事人，则微信证据在法律上与案件无法产生关联性。微信使用人的身份确认问题，目前的司法实践主要有四个途径：对方当事人自认；微信头像或微信相册照片的辨认；网络实名、电子数据发出人认证材料或机主的身份认证；第三方机构即软件供应商腾讯公司的协助调查。

　　前两种方式明显带有偶然性，不能作为常态化的确认方式，后两种方式都涉及到软件供应商公司的第三方技术协助，但尚未形成良性运转的流程，自然也不可能像大家想像的由自己提交一段微信记录那么简单。

　　二是微信证据的完整性。此条件关涉微信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因微信证据为生活化的片段式记录，如不完整可能断章取义，也不能反映当事人的完整的真实意思表示。

　　由于缺乏明确的认证规则和专门的电子证据鉴定机构，部分公证、鉴定存在瑕疵缺漏，这些都增加了法院对电子证据认证的难度。因此，建立专门的电子数据证据鉴定机构并明确其认证规则，是目前“微信”证据发展的必然需求。

　　■记者观察

　　电子证据不应只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当前，互联网已不仅仅是人们沟通交流的平台，而是全面进入了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各类商品买卖、金融投资、婚恋求职、学习培训……互联网的发展已改变了当代人的生活方式，且大有取代传统方式之趋势。但是，科技产品是把“双刃剑”，它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道德和法律风险。如何在享受互联网给人们带来的便捷高效的“饕餮盛宴”之时，避免被隐藏在互联网之下的各种安全隐患利刃所伤，是当下的关键问题。解决此问题的方向，应为加强各类交易及服务的安全保障环节。这一环节需要多方合力予以加强保障，政府、个人、技术层面等缺一不可。

　　首先，政府要加强行业引导、制度规范、分类监管。引导互联网各类行业协会的建立，行业协会制定细化规范标准，对互联网各类交易平台的提供者进行资质、身份监管，并提供信息公示平台。

　　其次，个体应提高规范及证据意识。生意场上，个体在享受网络或电子数据带来的便捷时，注意传统的书面材料可作补充之用，如在条件允许情况下签订书面合同作为备份，或书面协议将双方交易往来所采取的电子邮件方式、传真方式、微信联系方式的电子身份载明。日常生活中，亲朋好友之间发生经济往来时，注意君子协定也有必要，即俗语所说“亲兄弟，明算账”。

　　再次，在技术上采取引入第三方平台的方式介入。通过在不同的环节引入第三方平台的参与，解决交易安全问题。支付宝、专车服务都是比较成功的范例。

　　如此，在纠纷发生时，电子证据将不再是岌岌可危的“救命稻草”，而是在法制规范视野下的制胜法宝。